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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基于大唐盛世的考察

  • 作 者:季庆阳
  • 书代号:400700
  • I S B N:978-7-5606-3715-0
  • 出版日期:2015-06
  • 印刷日期:2015-06
  • 业务分类:专著;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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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道也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鼎盛之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本书以孝文化在唐代社会地位、作用的考察,来对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反思,旨在为文化复兴实现中国梦点击一个亮丽的切入口,为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积极探索。一说到孝文化,人们脑海里一般想到的就是孝道观念。其实,孝文化的内涵远超出了单纯观念的层面。传统孝文化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切与“孝”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精神财富为主。具体来讲,它包括:与“孝”有关的物质财富,如衣食住行等物化形态;与“孝”有关的精神财富,如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宗教、哲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史学、医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风俗礼仪等。本书基于孝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对孝文化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企能够全面深入系统的反映孝文化的风貌,探寻孝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道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台湾学者杨国枢在其《中国人之孝道的概念分析》中指出:“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肖群忠先生在其《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日益增强,复兴文化和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意。复兴文化必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则要抓住要领和核心理念,因此,在弘扬传统文化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的孝文化,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弘扬孝文化实际上就是要对孝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实现孝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传承和创新,学界众说纷纭,目前还处在积极的探索之中,本书的研究将为推进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探索,也为传统文化的弘扬探寻合适的路径作出努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社会问题日益突现,如个人和社会道德的缺失,现代家庭矛盾的加剧和代际关系的紧张,青少年普遍缺乏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轻则对父母漠不关心、离家出走,重则轻生自杀和弑杀父母。中国老年人口超过2亿,老龄化与养老问题日趋严峻,社会转型中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和矛盾冲突加剧,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孝文化具有珍爱生命、立德修身、感恩图报、和家友邻、爱国明礼等丰富的精神内涵,具有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谐家庭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功能。本书通过对孝文化的研究,分析孝文化在解决古代社会问题中的运行机制和作用,从中可为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启示和借鉴,尤其是对于如何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加强青少年教育,提高青年人的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何发扬敬老尊老传统,形成社会养老敬老的良好风尚,如何发扬悌道,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之道及社会和谐稳定等,都能给予启迪。

唐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的代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辉煌而灿烂,其孝文化具有典型性,因此,选取唐代对孝文化进行考察,更能深刻把握孝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复兴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积极探索。

孝观念基于人的自然亲情,其产生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孝观念表现为生命延续、传宗接代和尊祖祭祖。周代孝道开始兴盛。在孝道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尊祖敬宗,表达方式上则是“追孝”“享孝”。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尊老敬老也成为孝道的内容,并在西周形成社会风尚。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孝道的含义由西周的尊祖敬宗、传宗接代逐步转变为以“善事父母”为基本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创立了包括孝道、孝行、孝治在内的一整套系统的孝文化理论,集中体现在了《孝经》之中,成为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思想基础。汉代在确立儒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同时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并为汉代以后的封建王朝所推崇。

出于政治的需要,历朝统治者大力宣扬和提倡孝文化,对儒家的孝道理论不断进行阐发,集中体现在对《孝经》的注解上。据近人蔡汝塑的《孝经集目考略》统计,从汉到清末注解《孝经》的作品多达431种,而且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封建皇帝亲自研究《孝经》的现象。如晋元帝作《孝经传》,北魏孝明帝作《孝经义记》,唐玄宗两次注解《孝经》(宋代邢昺为之作《疏》,成为通行的“十三经”《孝经》注解本),清顺治帝撰《御定孝经注》,雍正帝撰《御纂孝经集注》等。

古代对于《孝经》的研究,多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从经学的思维出发,囿于今古文之争,主要体现在义理的阐释和文字的考证、训诂、辑佚等方面,尽管历史弥久,著作颇多,但受时代和观念的影响,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并不多见。自汉代到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汉代郑玄的《孝经注》,汉代孔安国的《孝经传》,唐玄宗的《孝经注》(包括宋代邢昺的《疏》),以及宋代朱熹的《孝经刊误》等。

从有关资料来看,对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尤其是“五四”以来,随着“西学”的冲击,对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孝文化作为旧文化、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学界批评的对象。如陈独秀、吴虞等人认为孝道是维护封建专制的思想基础,批判忠孝合一 ;胡适批判孝道对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压抑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二十四孝图》等文章,也对传统孝道的虚伪性、残酷性及其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和否定,使人们认识到了传统孝文化的阶级性、虚伪性和残酷性,动摇了传统孝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为科学研究传统孝文化创造了条件。

20世纪30年代后期,现代新儒学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兴起,旨在维护儒家道统,鼓吹儒学复兴。新儒家从继承和创建儒学的角度,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新的审视,从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角度去寻求孝文化的合理内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贺麟、马一浮、谢幼伟、徐复观等。贺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认为五伦关系是人生不可逃避,不应逃避的关系,其最高发展是三纲说,而三纲是教人“以常德为准而皆尽单方面之爱或单方面的义务”。以父子关系为例,如果父子关系是相对的、无常的,则家庭关系即不能稳定,变乱随时可以发生。贺麟认为,父为子纲之说就是要补救父子关系的相对性与不安定性,“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关系之中” 。马一浮认为孝为至德要道,在心为祖,行之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原则 ;认为五等之孝的本义是指五种高低有别的道德名称,因为“古之爵人者,皆以爵为差,故爵名者,皆名其人之德也” 。谢幼伟认为:“孝的伦理,在中国社会或任何社会,均有应该存在的理由。”这是由于“孝是肯定人生的,是肯定社会的,且是社会团结的必要因

素。” 还认为孝道与孝治,道德与政治是可以相结合的 。徐复观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认为,作为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孝道,不能简单地打倒或拥护,而应具体地分析:首先是要将《孝经》所提倡的忠孝合一思想与孔孟的孝道思想区分开来。认为孔孟言孝,总是归结于人们内心的德性要求;论政,总是为了人民。《孝经》言孝,则总是归结于权势、利禄;论政,则是为了“天下为家”政治的需要。所以孔孟孝道思想于今天仍有其积极的意义,需要大力弘扬 。可以说现代新儒家分析了儒家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发掘了孝文化的合理内涵,探讨了孝文化的现代意义,对于科学的研究传统孝文化多有启迪,当然有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被批判地继承。研究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学术研究深受政治的影响,出现了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简单化、教条化的趋势,对孝文化的研究总体上批判多,肯定少。②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完全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对儒家思想全盘否定,孝文化也难逃厄运。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孝文化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社会问题日益突现(如个人和社会道德缺失、现代家庭矛盾加剧和代际关系紧张,老龄化与养老问题严峻,社会安全稳定问题突出等),社会各界对孝文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社会上成立了许多孝文化的研究机构。粗略统计,20年来,我国发表的有关孝文化的论文有数百篇。近年也出版了多部孝文化研究专著 。通过学者的努力,使得孝文化研究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起来,在有关孝文化的起源、内涵、发展演变、历史影响及现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深入。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其基本框架确立起来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如孝文化的起源与内涵是孝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在认识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如何使传统孝文化现代化是孝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目前备受关注,但研究的深度还有待加强;少数民族孝文化的研究,以及孝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还相对薄弱,有比较大的研究空间;魏晋以后孝文化研究亟需深入等等。总之,孝文化研究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学者们需要继续努力。

对孝文化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孝文化的含义作出界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对此,中外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致。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国外不下百余种,国内也多达数百个,迄今未成共识。由于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有关孝文化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未有

定论。

一般情况下,文化被看作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一般被归为意识形态范畴。因此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尤其是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来讲,可以将孝文化界定为中国古代创造的一切与“孝”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以精神财富为主。具体来讲,它包括:与“孝”有关的物质财富,如衣食住行等物化形态;与“孝”有关的精神财富,如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宗教、哲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史学、医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风俗礼仪等。本书将从这个界定出发,对孝文化进行具体论述,以期望能勾勒出孝文化与唐代社会历史关系的概貌,反映出孝文化的丰富内涵。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以唐代社会作为考察基点,对孝文化在古代社会的表达方式、地位、功能、影响等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传承与创新的角度对孝文化进行反思,探讨现代社会如何弘扬孝文化。本书主要内容共分为八个部分,各部分要点如下:

第一章 唐代之前孝文化的历史演进。孝观念产生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西周时期,孝文化以尊祖敬宗和敬老养老为特色。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立了一整套孝文化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孝文化的理论基础。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孝道政治化和神学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门阀士族势力强大,玄学风靡一时,形成孝亲先于忠君、生孝重于死孝等孝道观。所有这些,都为孝文化在唐代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二章 孝文化与唐代政治。“以孝治天下”为古代政治传统,唐代将孝纳入文教体制当中,推行崇圣尊儒的政策,在政治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提倡孝道的教化作用。这在唐代的教育制度、选官用人制度、褒奖孝行政策、尊老养老政策、礼仪制度、法律制度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从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生活的关系中可以反映出孝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第三章 孝文化与唐代经济。在唐代,孝文化不仅保障了小农家庭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而且在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和劳动力的生产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唐代推行孝道实践的经济政策、孝文化与唐代家庭财产的管理,以及孝文化与唐代财政的关系来看,孝文化与唐代经济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关系有利于孝文化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则是一把双刃剑,祭祀、丧葬等方面的过度开支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

第四章 孝文化与唐代文化。孝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料显示,孝文化与唐代宗教、文学、史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医学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孝文化促进了唐代各个文化因子的发展,而各种文化因素的创新反过来又丰富了孝文化的内容。孝文化也塑造了唐代文人的品格。

第五章 孝文化与唐代社会生活。唐代孝文化深入到唐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唐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呈现出许多体现孝文化的风尚。注重厚葬、行第和谱牒就是这种风尚的体现。

第六章 唐代的孝道观和孝文化的特征。唐人遵行了儒家孝道伦理的基本内涵,但不同阶层对孝道理解存在差异。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唐代帝王要求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做到忠孝统一、忠先于孝。而士大夫往往强调忠孝不可兼得,普通民众则以“善事父母”作为行孝的准则。从大量资料来看,唐代孝文化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总的来讲是由唐朝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第七章 唐代孝文化的地位及影响。唐代孝文化是中国中古盛世孝文化的代表,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唐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引领,对唐代政治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指导,以及对唐代社会秩序的维护。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化对与唐代同时代的新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的孝文化又被宋代所继承,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各代孝文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孝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第八章 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对唐代社会的考察基础上思考以下问题:对待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我们应该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针。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要批判其封建性、虚伪性、愚昧性、保守性等糟粕,挖掘其生命意识、孝亲意识、敬老意识、修身意识、责任意识、爱国意识、进取意识、和谐意识等精髓。二是在制度上要扬弃其维护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的制度设计,借鉴其在社会精神价值建造、孝道教育、尊老养老、依法护孝等方面的合理安排。三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要扬弃其消极、愚昧甚至是腐朽的一面,如绝对服从、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厚葬久丧等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要弘扬其重视亲情、立德修身、友善邻里、团结互助等方面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四是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提出新的家庭孝道文化理念,丰富孝文化的内涵,创建新的行孝方式,创新弘扬孝道的机制和途径,实现孝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的财富。在众多的传统文化因子中,孝文化源远流长,曾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孝文化经历了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孝文化的研究,这是令人欣慰的好事。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季庆阳博士对唐代孝文化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

唐代孝文化植根于先秦时代的《孝经》。《孝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其中心思想是在家行孝、对国尽忠。这种思想对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统治者主张“以孝治天下”。自汉代以来,《孝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孔安国、马融、何晏、苏林、何承天等学者还曾对《孝经》做过注释。到了唐代,统治者对“孝”更加重视,将它看作人们全部道德的基础,认为它是决定家庭和谐、国家稳定的基本规范。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中说:“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武则天在《臣轨?序》中说:“然则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唐玄宗在《令郡县采奏孝弟诰》中说:“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古之哲王,必由斯道。……信可以光宅寰宇,永绥黎元者哉。其天下有至孝友弟,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元化也”。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前期便把《孝经》设置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唐玄宗甚至亲自为《孝经》作注,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要求“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 在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动下,忠孝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孝文化。

唐代孝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政治方面来看,唐王朝继承了“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将孝道纳入唐代文教体制之中,大力提倡孝道的教化作用。为此,不仅鼓励社会成员学习《孝经》,尊行孝道,褒奖孝行,尊老养老,而且将行孝作为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并从法律的高度对不孝行为做了处罚的规定。从经济方面来讲,统治者认为孝道对于促进农业技术的传播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将“孝”的理念推广到家庭财产管理等方面。就文化而言,“孝”作为意识形态,与唐代的宗教、文学、史学、艺术、科技都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孝文化促进了唐代各个文化因子的发展,对唐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唐代帝王要求官僚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做到忠孝统一、忠先于孝。而士大夫往往强调忠孝不可兼得,普通民众则以“善事父母”作为行孝的准则。如果我们把唐代孝文化放到中国孝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唐代的孝文化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包容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孝文化是中古盛世孝文化的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季庆阳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全面考察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广泛吸收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唐代孝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唐代孝文化研究。通过多年的潜心钻研,最终写成了这部著作。通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代孝文化的历史渊源、唐代孝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唐代孝文化对周边国家、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同时,还可以深入了解唐代孝文化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系,认识唐代孝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价值。因此,我认为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前,我国政府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但毋庸讳言,社会道德缺失、家庭矛盾突显、代际关系紧张、养老问题突出等社会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本书还针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孝文化的现代转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价值进行了分析考察。阅读本书,大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15年3月9日识于觅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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